绘景证史：近世以来的南京城市方志地图研究
祁刚
方志地图，即地方志书中收录的各类地图，“是一种特有的专门地图”，这一共识性的描述，仅就其文献载体、形式、内容而言；称其“特有”，盖因方志地图“是方志和地图最古老的表现形式”的缘故。然而，考诸方志文献中志书、地图之间内生性的文本关系和书写历史，其概念内涵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从方志地图的起源反观志书、地图相互间文本关系的演变，方志学、地图学的研究本位，各有侧重，互有启发。一说志从图出，“中国古来地志，多由地图演变而来。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或图亡而仅存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图与以图为附庸之地志。”一说图从志出，“方志插图是从图经开始的”，而且方志地图不同于其他地图的基本点，在于其以编修方志为目的，在内容上、形式上要求有所不同。假以方志文献形态阶段性的观点历时地看来，二者并无牴牾之处，一般认为方志中志书、地图主次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发生在宋代，这是由图经向方志转型、过渡的重要时期。淳熙《严州图经》（年）是现存最早而且尚存全部地图的宋代图经，究其志书与地图的关系而言，志书并不依附于地图，志文也不是地图的说明文字，而是对地图中所绘地方的情况说明。换言之，宋代图经中志书、地图关系的调整，与其说是主次转变，不如认为是彼此分离、相互独立更为恰当。也有研究表明，作为官文书的图经，早在唐、五代时期已经独立于地图之外。唐末以降，图经文字、文本自成一系，这对近世以来方志、地图的文献编纂影响至深。一方面，以文字为主的方志编修面向地方著述，成为塑造地方文化与地域意识的话语主导；另一方面，促进了大地图绘制专业化、理论化的发展，在中央层面形成了全国性的图例规范、统一的国家舆地图。
近世以来的方志编修，文字是主要的记载方式和叙述手段，而地图仅仅保留了具象、表意的展示功能，自是形成了文字叙事、地图示意的文本结构。受此结构的影响，方志地图绘制与古代舆地图的绘制理论、方法分流，转而偏重“应物象形”（图符图注）、“经营位置”（空间布局）、“传模移写”（距离伸缩）相结合的绘画准则。在此基础上，方志地图立足于府、州、县、乡等微观视域的视角，使得其图像绘制的地方景深不断推进。与历代图像中藉由等级高低、规制大小来表现官方*治、意识形态空间的符号语言不同，地方志图在构图语境中对乡土文化、地方观念、地域意识的强调和凸显，却采取了全景式的呈现和细节化的描写，更加令人注目。图中的描绘、写真尽管如此全面、细致，但这不足以代表方志地图的精确程度。毋庸置疑，方志地图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而这丝毫无损于其作为地方史料的文献价值。有鉴于此，方志地图由表及里的图像解读，除了传统意义上方志学、地图学对舆地沿革、地理空间的直观展示，也是时人观察地方时所持地理观念、空间视角的形象表达。后一种理解，是从方志地图文本形式转向了内容，是对方志地图之目中“有”人地审读，既重视图像写景纪实中的人文艺术，又独具绘者、读者的眼界和心境，感知和体会图像内外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观和地方感，进而展开“人—城市—地图”式的城市历史研究。
在方志地图形式、内容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采取历代方志地图谱系化研究的思路，专就一府一县、一城一地而言，不单采取年代纵贯的历史地图式考察，同时也是知识关联、主题归并式的系统研究、比较研究，旨在打破一志一图一论的局限，厘清历代方志地图之间纵向、横向的知识脉络与传承关系。以南京城市为例，本研究以南宋《景定建康志》（年）附图作为整个方志地图谱系的原点，考辨近世以来方志地图中“附图”、“插图”及“古今图”、“考古图”等图像的文本编纂与知识生成；在此基础上，指出近世以来的方志地图创作对《景定建康志》图文规制形式、内容的传承、变革的内在理路；透过图中地理景观和空间视角的不同表达，审视近世以来南京城市生活场景中地方人文意蕴的历史变迁。
一、卷首之图：附图的形制与内容
“献图进表”的举动，在中国历史的语义中，意味着将土地、城市、人民拱手敌对，从此降服、称臣。地图的*治象征，是土地及其承载民物所有权的高度抽象，隐喻为对地理空间享有合法统治权。那么，地图图像的生成，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治权力的支配和影响。与国家舆地图中疆域、山川、关隘、道里等整齐划一的天下体制相比，局促一隅的方志地图在固定的、有限的图像规制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地方*治视野。此一理路，固为南宋《景定建康志》及其附图阅读、审视时应有的视角与关怀，要从宋、金对峙的史实当中来读志、看图。
受此历史形势的影响，《景定建康志》附图在志书卷次中的位置，比起其他地方志书的附图，殊为不同。《景定建康志》附图，除了一幅在卷一之外，其余悉在卷五，别为一卷，而一般附图大多编列在正文卷一之前，或直接附在卷一。寻根溯源，造成如此差异的根本原因，不得不先从“附图”概念本身说起。
所谓“附图”，是“卷首附图”的略称，指在方志篇章卷帙中位于目录之后、卷一之前，或直接编列在卷一的地图。一般而言，附图在志书中的位置相对固定，这一格式形成，最初应是受到了图经时代以来地图编纂规制的影响。我国已知最早的一部图经是汉代的《巴郡图经》，因亡佚不存，图文难证。在现存最早的唐代图经图志中，《沙洲图经》、《西州图经》仅残卷存世，且图帙佚散，难窥图卷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虽以“图志”名世，而“图亡，志有阙散”，所幸作者李吉甫自序论及书中地图篇章次序及其与志文的关系，俾有所推知。李序自言：“元和郡县图志，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原书中采取了一图一说的结构，并将地图编列在每篇叙述文字之前的篇首，且地图与篇中文字的依附关系比较紧密。这一文本格式是否为唐代图经所通行，尚不得而知，但至宋代图经时已经十分明确。以淳熙《严州图经》为例，此书今为残本，仅存前三卷，幸而全部地图都在卷首，得以流传下来。这种卷首所附的地图，即后世方志“附图”的原型初始。淳熙《严州图经》以降，“附图”文本编纂的型态化，不单体现为地图编入方志文本的位置顺序，还影响到近世以来方志附图的编制内容。试就淳熙《严州图经》、《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年）附图各幅题名列表比较，如表1所示：
通观表中各类附图，横向而言，后两种南京方志地图在“府级”、“县级”上与淳熙《严州图经》附图结构基本一致，揭示出宋元两种南京方志其作为府一级方志文献的文本底层。不过，《景定建康志》府级图中多出了上、下两幅“沿江大閫所部图”（图1），系当时长江下游两岸布防的*事地图，因江防事务归沿江制置使节制，其秩同知府，故纳入府级；纵向来看，《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比淳熙《严州图经》多出“总括”一类。地图主题、内容在空间、时间上带有整体性、综合性的总括图，前所未见。周应合对此未作说明，而是比之于他之前所修的“江陵志”，坦陈“建康又非江陵比也。自吴以来国都于此，其事固多于江陵”。隐约可知，总括图或与历史上定都南京的“固多之事”不无关联。
图1：沿江大閫所部图下（局部，建康府江段）
（资料来源：《景定建康志》，嘉庆六年（）孙忠愍祠刻本）
《景定建康志》总括图“龙盘虎踞形势图”、“历代城郭互见之图”两种，其中叠合诸时空要素，首次对南京城市的地理、历史进行了总合式的符号表示。要言之，前图以地利中的龙虎之形的风水格局借喻帝王气象（图2），而后图罗列历代建都遗址，除了显示南京作为都城的空间基础，重在强调历来王者定都南京的眼光和智慧。时任建康知府的马光祖在向皇帝进献府志的表章中，直陈建康府“建邦设都，非列城之能拟”。这才是两幅总括图的言外之意，也正是志书中卷一至卷四“留都录”反复申明的主题内容。“若留都录四卷，地理图及地名辨一卷”，“留都，凤阙龙章，固宜备录……今欲先修留都宫城录，冠于书首，而建康地图、年表次之。”亦因如此，才使得《景定建康志》附图位次卷五，而非卷首。
志书文本结构如此，足见当时建康府作为留都，高出一般府城等级的*治地位，而奠定这一独特地位的史实，除了昇州原为宋仁宗赵祯故封潜邸的祖宗成法——马祖光有“重昇州，遂开节镇；嘉祐之进大国，犹轸于初潜”之说，恐怕更为现实的情形，应是出于宋室南渡后宋、金对峙的*事需要。在南宋*治地理结构中，建康府及周边地区在东部独立攻防区的江防线上首当其冲。南宋留都的*治地位，加之江防要冲的*事重镇，建康府志焉能不大书特书！诚如《景定建康志》“地理图序”所言：“我宋中兴是焉，留都地至重矣！由职方土地之图以入于建邦土地之图，讵容阙典？”言下之意，在南宋国家舆地图（建邦土地之图）的王朝视野中，留都建康府志图（职方土地之图）的重要性不容小觑、不可忽视。由此可见，附图从形制到内容，无不是地方*治意图进行书写和表达的空间。
图2：龙盘虎踞形势图
（资料来源：《景定建康志》，嘉庆六年（）孙忠愍祠刻本）
《景定建康志》的两幅总括图，对后世南京城市方志地图影响深远，乃至于后来各自独立发展出专门的图类。先来看“龙盘虎踞形势图”，图中采取上北下南的地理方位示意，城墙代表了建康府城，位于全图正中；城中有秦淮河水流经，自东而西入江；府城周边北、东、南三个方向有群山坐拥，城西临大江。图中山环水抱、拥城而立的地理格局，就是图旨“龙盘虎踞”的具象表达——城外迤西、迤南长江天堑，与迤北、迤东的山势遥相呼应。仔细推敲图像语言中所理解的“龙盘虎踞”，似与前人旧说有所出入。据《六朝事迹编类》“形势门”所载，《丹阳记》有“蒋山岧峣嶷异，其形象龙”之语，故云“钟山龙盘”；又东汉末年时诸葛亮论秣陵地形为“钟阜龙盘，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魏晋以来，流传甚广的“龙盘虎踞”皆从此据，其景观十分明确——“龙盘”是指钟山，“虎踞”是指孙吴时期临淮沿江所筑的石头城。但是，这两处意象化的地标在“龙盘虎踞形势图”中并未着墨特写深描，可知其构图布景别具只眼。
参诸《景定建康志》“建炎诏幸建康府”所载：
以江宁府王气龙盘，地形绣错，据大江之险，兹惟用武之邦，当六路之冲，实有丰财之便，将移前跸暂驻大邦，外以控制于多方，内以经营乎中国。
宋高宗赵构建炎三年三月（年）下诏暂时驻跸江宁府，旋更名为“建康府”。在这份诏书中，赵构因其肩负的王气和天命，假金陵自古“龙盘虎踞”之说以重新诠释，“江宁府王气龙盘、地形绣错，据大江之险”。较之旧说，新说赋予据江而守的江宁府山势地形以整体的龙虎气象，而不仅局限于钟山、石城，以此凸显江防重镇建康府在*事、交通等方面的区位优势，对于掌控全国、重兴宋祚的战略意义，这颇符合南宋初年经营江南、力图光复的国家*策需要。故《景定建康志》“龙盘虎踞形势图”的构图应从新说绘制而成。
南宋以降迨至清末，除明初定都应天府的五十三年（-年），南京城内更无帝王事业。从此以后，这幅“龙盘虎踞形势图”再未被后世方志传抄、流传，而且此类以昭示王气、帝业为主题的风水形胜地图，亦再未出现在地方志书中。尽管如此，《景定建康志》“龙盘虎踞形势图”有关山川形势的地理知识和绘制方法得以保留和发展，分别形成了明清南京方志地图中常见的“境内诸山图”、“境内诸水图”。与此相仿，另一幅总括图“历代城郭互见之图”贯通古今的历史知识和文化传统，在《至正金陵新志》以来的南京方志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明清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的“古今图”、“考古图”，蔚为可观。
二、经外之图：古迹图、历代图
元人张铉沿袭了周应合《景定建康志》的编修体例和文本结构，“今志略依景定辛酉周应合所修凡例，首为图考，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而且重视方志地图资料价值的可视性功用，指出“古之学者左图右史，况郡国舆地之书，非图何以审定？”他在地图编排中“一依（周应合）旧例，以山川、城邑、官署、古迹次第为图，冠于卷首，而考其沿革大要，各附图左以便观览”。故《至正金陵新志》图类与《景定建康志》同，唯其形制、内容较之《景定建康志》更为完整、具体。
图3：金陵山川封域总图
（资料来源：《至正金陵新志》，正德十五年（）南国子监补刻本）
《至正金陵新志》的三幅总括图，主要与元代南京作为地区性的行*中心及元文宗藩邸有关。除了路的行*机构，元朝*府差不多自始至终都在南京设置其主要行*机关江南行御史台。“南台按治三省十道图”、“行台察院公署图”正是反映了江南行御史台作为元代御史台三大分支机构之一，在江南地区的统辖范围，及其在南京城中的衙署机构。“金陵山川封域总图”（图3）是元代南京地区地理图、*区图的集大成者。图中有两处颇是值得玩味，一是图名“封域”，意为“封藩地域范围”，也就是怀王图帖睦尔（元文宗）就藩受封的封地范围，此说可与“大龙翔集庆寺图”相印证；一是图像采取了长江主泓置于正北方位的构图策略，喻指地理、文化、*治上的分界所在，越此界南向视之，集庆路在元代地方行*体系中的地位可见一斑。终元之世，江南行御史台常驻集庆路署理*务的*治掌控，可见元朝中央将集庆路视为南北间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定位，同时也是元大都（今北京）通往江南、深入南方的行*枢纽。
图4:《景定建康志》“历代城郭互见之图”
（资料来源：《景定建康志》，嘉庆六年（）孙忠愍祠刻本）
《至正金陵新志》三幅总括图的主题属于“山川”、“官署”范畴，是方志地图擅于表现的经典题材。“古迹”类的南京城市方志地图，肇自《景定建康志》的“历代城郭互见之图”（图4），因为此类带有考古性质的图像内容，在图经时代的地图中未见之有，故谓之“经外之图”。《景定建康志》“历代城郭互见之图”，以宋人理解的龙盘虎踞为基本的地理格局，以建康府城为中心，对照山川自然景观辨正方位，将先秦至南唐的历代城址逐一标识出来，合列一幅之中而相互并见。图像中以文字注解图示，标注方位、年代、城名、山名等。位于图像中心的文字注解，以秦淮河作地标，说明五代以来城市规模从“以淮为濠”到“跨淮筑城”的空间拓展，及其不断向南发展的空间趋势。图中内容旨在刻画金陵作为“真帝王之宅”的历史形象，而非是对吴宫花草、晋代衣冠等六朝古迹的怀古凭吊。然而，此类考古知识和历史情怀，在明清南京府县方志的书写中，全无*治色彩，代之以城市古典文化的象征，遂有专门的“古迹图”、“古今图”、“考古图”问世。
较之宋代“历代城郭互见之图”的宏观视野，《至正金陵新志》“冶城古迹图”、“台城古迹图”的笔触，从城外转向了元代集庆路城内两处古迹景观的微观视域。需要指出的是，冶城古迹在元至正初年（-年）仍有迹可寻，而台城古迹自隋唐以来早已荡然无存，所以两幅地图的表现方法各不相同，各以写真、会意的笔法，分别对两处古迹的景观面貌和空间形态作描绘、摹状。
据“冶城古迹图”注文，冶城旧址宋时已辟为道观，入元后为玄妙观、元兴永寿宫。乍看之下，形制完整、错落有致的元代道观建筑群似是图像主体，但是道观后院一角包括东晋卞壸墓、谢公墩在内的冶山，才是整幅地图的中心所在，也正是览今怀古的图像主旨所欲展现的古迹景观。六朝时期的冶山，是建康城西的制高点，登临其上可以眺望大江，素为游览胜地，因谢安曾经数次登临，又称“谢公墩”。景观犹存，史事可考，游览之余，知见古今，即是古迹地图的功用与意义。
图5：台城古迹图
（资料来源：《至正金陵新志》，正德十五年（）南国子监补刻本）
而在古迹景观无踪可寻的情况下，“台城古迹图”的创作，与其说是地图绘制，不若理解为文本考据更为贴切。图像以文字记述地名标识相对位置的方式，考索、勾陈台城宫门的分布、结构；即便是台城遗址的坐落定位，也是以玄武湖、归善寺、西州城、东府城作为参照坐标，大致推定而得，相對而言的。此类以文字为主体的示意图，与一般方志地图不同，充其量是志书文献考订而成的带有历史想象性质的理想空间。在没有考古实物证据的情况下，这种依据文本考证而形成的“台城古迹图”（图5），尽管空间方位有待确证，但对历史脉络、地方知识的系统表征，却是有本可据、条理分明的。这类地图后来在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清代史学海《六朝故城图考》中都得到流传，而且文本考订愈加精深，图像绘制愈加细致。
“历代图”、“古迹图”、“古今图”这一系列带有城市考古性质的地图，根据图像主旨、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六朝”、“古都”两类。“古都”类的考古图，主要反映了南京城郭形态、城市遗址的历史变迁，在城市历史图像的背后，是与*治事件相关联的王朝更迭、*权更替。“六朝”类的考古图，主要描摹遗存或不存的六朝古迹，而这些历史古迹进入方志地图的契机，并不仅仅由于六朝文物本身，主要还是受到了诗歌文学的传播影响。唐宋时期，李白、刘禹锡、王安石等一大批著名诗人、词人游历金陵，先后创作出大量的以金陵怀古为主题的诗词，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从而形成了后世文人、市民游览古迹，思接古人、凭古怀古的城市文化风尚，及其对城市古迹的文学想象和地方历史的通俗理解。
宋元方志地图中“历代图”、“古迹图”的图像编纂，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都力求在一幅有限的画面空间中，展现出诸如“历代”、“古今”的时间层次感。一幅图像中往往时空信息丰富，颇有可视感和可读性。明代陈沂编著的《金陵古今图考》采取了与前代著作截然相反的编纂方法。作为第一本专门考订古今金陵城市变迁的图文专著，陈沂历时性的“古今图考”，是以单帧断代的方式逐一呈现，一代一图、一图一文，再编年合为图集，不啻为一部古代南京城市历史地图集。全书从“吴越楚地图”开始，止于“国朝都城图”，历数先秦、秦汉、魏晋、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等十二个朝代，清绘各代地图十二幅，并“应天府境方括图”、“境内诸山图”、“境内诸水图”、“历代城郭互见图”四幅，合计编图十六幅。各幅地图之后附文疏证，诸如路津廢止、城址興替、城市盈縮等歷代沿革，在图像中形诸城郭形态、市坊结构、方位道里等空间要素的变化而加以体现。
陈沂编纂《金陵古今图考》的构思立意，除了尽力展现历代南京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时空过程之外，还留心于城市所处自然环境的地理景观变化，也就是说，这部古代南京城市历史地图集，同时也可能是南京城市自然地理的历史地图集。陈沂自序论及山川地理时，有言“山形左盘右踞，古称帝宅，作境内诸山图。水经代有分合，支脉靡定，作境内诸水图。”自是可知，“诸山图”与宋代“龙盘虎踞形势图”中的山势形象和理论依据有所承接，而“诸水图”试图反映出历代各支水系的分合变化。须知历代以来南京城内外诸山位置固定不变，而河湖水系淤塞成陆、改道更流等变化十分复杂。一幅“诸山图”所示可将历代贯通，而一幅“诸水图”难以尽显全部。所以，陈沂在十二幅历代南京城市地图中，将秦淮、清溪等水系的主要变化，罔不因势象形。山川河湖作为城市环境的自然变化及其与城市空间关系的相对变化，短期内不易觉察，而长时段的纵向对比，其景观变化之剧，沧海桑田矣！故以《金陵古今图考》的山川底图，作为古代南京城内外湖泊、河道、水系、流域等城市自然地理研究的资料指引，并无不可。
图6：明应天府城图
（资料来源：《同治上江两县志》，同治三年（）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宋元以来“古迹图”、“历代图”的图像和知识，在清代《同治上江两县志》中得以汇集合流。书中的历代图是古代南京城市考古图的集大成者，门类齐全、年代连贯，考证有据、绘制精良，是不可多得的上佳之作。《同治上江两县志》共廿九卷，第廿七卷的“图”不是附于书首而是附于书末的。究其成因，据其书末“叙例”所言：“郡县之志，昉于图经，浸淫枝蔓，坿庸史志，详略之例，可得言焉？”莫祥芝、甘绍盘二人有感于古代志书详略失当的形制弊端，在编纂过程中有所调整和改编，由此形成了《同治上江两县志》较为特别的图文体例和文本结构。按书中第廿七卷图编主旨，即“地有至到，不容忽也。代有因革，不容没也。彼界此疆，不容越也。故宫故城，不容阙也。为之图，条其沿革”。全卷共收各类地图十五幅，除“江防图”一幅外，余为上江两县山势、水道图三幅，县境、城厢、乡镇图三幅，六朝以至明代的“古迹图”、“历代图”八幅——六朝、明代宫城古迹图两幅，六朝、宋、元、明的城图六幅。其中“六朝宫城图”、“六朝宫城外图”署名为“金坛史若川”，援引自氏著《六朝故城图考》一书，而“明应天府城图”（图6）亦为史学海本。考诸《金坛县志》“人物?方伎”，“史学海，字若川，善绘古今城郭宫城图。”仅此片言，盖知其在清末作为城市地图绘制者应是有所成就的。及至光绪《赤山湖志》序文，“及图证一卷，用史若川故城考图例也”，又足见史氏制图影响之广泛。
三、书中之图：插图的创作与绘制
《同治上江两县志》方志地图位居书末卷次的文本位置，或谓之“插图”，似乎较之“附图”更为准确。然而，就志图、文字间的关系加以判定，《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地图，与志书的正文内容并无紧密参证关系，且在正文整体的叙事架构中亦非不可或缺，故而认作“附图”更妥。以此之辨，试论“插图”。在最近中国古地图的研究动向中，成一农先生提出要重视“古籍中以插图形式存在的古地图”资料，指出此类“以插图形式存在的”古地图存世数量众多、类型多样且内容丰富，是中国传统舆地图重要的组成部分。此说甚迪！不可否认，古代方志地图中的“附图”、“插图”，广义上都是以“插图形式”编入文本当中的，而编入位置的相对不同，也自有其文本理路可循。与“附图”概念相对应，“插图”是指穿插于地方志书正文内容字里行间的，与上、下文意紧密联系的插页地图，其紧密的图文关系往往是图文相间、夹叙夹议的，与“附图”截然不同。
依此“插图”概念视之，《洪武京城图志》的插页地图，应当是南京历代城市方志地图中出现年代较早的一批方志插图。《洪武京城图志》为礼部奉敕所撰，洪武廿八年（年）书成。书名“图志”，有图有志。志有图者，则插图冠于篇首，图后附文以为说明。其书序称：“爰诏礼曹，命画者貌以为图，毫分缕析。街衢巷隧之列，桥道亭台之施，名贤祠屋之沿邃，王侯第宅之华好，星陈棋布。”全书共分宫阙、城门、山川、坛庙、官署、学校、寺观、桥梁、街市、楼馆、仓库、厩牧、园圃等十三篇，各篇之中分别有皇城、大祀坛、山川坛、庙宇寺观、官署、街市桥梁、国学、楼馆等插图八幅。插图图像所展示的国家祭祀场所、京城市井街道等，是洪武定都应天府以来国家改造旧城、建设新都的空前盛况。作为皇帝授意摹绘的京城图志，书中图像文字无不以都城中的*治景观，来宣示易代之后新生*权的国家形象——旨在以都城管见全国，即所谓“凡所以大一统之规模者，可以一览而尽得之”。若将这些插图的图层要素套叠，总体呈现的图像，不啻为当时城市空间形态、功能布局、都市景观的生动记录。
在宋元方志附图的分类整理过程中，表1图类中的“其他”一类，未及细分明辨。今将其图类与《洪武京城图志》插图相较，二者所绘制的图像内容大致相同，除了古迹之外，诸如官署、庙宇、学校等带有官方性质的公共建筑，且绝大部分设施都是分布在城市内部空间中的，与城市职能、城市生活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不妨称之为“城内图”。明代以来，各类方志地图图像的观察视角较之前代，更多注目于城市内部的景观与生活。图像题材转变的背后，应是受到了来自城市建设、社会经济、市民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迎合了地方景观塑造的文化需求。自明初城墙竣工之后，应天府城作为当时规模最大都市的地位由此奠定。城墙闭合的象征，意味着城市内部空间日趋内向化的生成，市坊结构稳定，城市功能布局定型，加之居住其中以官宦、士人、商人等为主体的城市居民相对固定，都市文化亦随之产生。即便是在永乐迁都之后的一段时间，南京城市规模一度萎缩。正德以来，南京作为国家留都，仍然是除了京师以外全国最重要的城市，而往来商旅、文人络绎不绝，依旧保持了较高的城市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明代中期之后，南都文化士人群体的交游活动，不再局限于怀古凭吊，而是置身城内的山水亭台、园林胜景，诗文相和、绘景写真。
与明清时期“城内图”中府、县两级的衙署图、学宫图，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固定象征的图像程式相比，南京寺庙宫观的宗教景观插图，经历了从官方规制向自然景观、地方文化转变的历史过程。以明代南京城内的寺庙景观为例，《洪武京城图志》的“庙宇寺观图”（图7）不同于《至正金陵新志》“冶山古迹图”、“大龙翔集庆寺图”的单体描绘，是历史上对南京城市佛教、道教的庙宇宫观的首次全景呈现。据《洪武京城图志》“庙宇寺观图”所见，图中包括了明初应天府城墙内外的国家宗教场所，诸如城内外的五大寺、朝天宫、十庙等涵盖了佛教、道教、国家正祀等不同宗教传统在内的寺院、宫观、祠庙等。例如，对明代南京乃至全国佛教和寺院恢复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就是当时国家五大寺的兴建。从洪武中期开始，明太祖朱元璋通过修理、徙建、新建、赐额等办法，先后建立了以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鸡鸣寺为代表的国家五大寺。作为明初国家佛教管理*策的真实写照，图中除了地处钟山东麓的灵谷寺以地名标记，其余城南四大寺以寺名、图例的标识方式，标定方位、显示其制度等级、规模建制。
图7：庙宇寺观图
（资料来源：《洪武京城图志》，明弘治五年（）刻本）
与地图图例标准化的共性描述不同，《金陵梵刹志》的寺庙插图，确是城市宗教景观极富个性化的特写与绘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绘画水准。明万历间，时任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的葛寅亮为了整饬南京佛教，整顿庙务，将城内、外佛教大小寺庙按照等级、距离等原则，悉数组织统属，逐一厘清寺田、寺规等各项制度。在此基础上，葛氏“复虑载籍无存，无以征信将来”，遂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将“诸寺之内，若殿楹、若赡产、若山川、若古迹人物、若名贤韵士之撰记题咏，悉捃摭而胪列之”，编列成册，是为《金陵梵刹志》。因作者在万历初刻本序言、凡例、目录中均未透露有寺庙插图，故《金陵梵刹志》初刻本中没有插页地图，而今常见有十幅寺庙插图的版本，为天启七年（年）金陵兼善堂补刻序文本。也就是说，这十幅插图是后来由金陵兼善堂补刻时增补加入的。概论之，这些增补插图左右幅宽两叶，画面空间舒展充分，构图上以远景纵深为视角，各寺庙整体建筑居于图像中心，推及寺庙所处周边的山川風景、自然風光，在完整呈现明代中叶各大寺庙建制规模的同时，也是对明代南京城市局部景观的全面展示和细致临摹。以《大报恩寺图》（图8）为例，视图如登高望远，庙貌庄严。图像底部自大报恩寺山门始，依“天王殿—大报恩寺塔”中轴，层层拾阶而上；图右平行两纵院落，各为藏经楼、观音堂、请经房、禅堂等建筑；寺中松涛掩映禅房，与寺外雨花台山林相映，环境清幽别致。此外，图像左、右下方分别有“张承祖刊”、“凌大德画”字样，当为刻工、画师姓名，自是可知這些插圖的由來之源。
图8：大报恩寺图
（资料来源：《金陵梵刹志》，万历三十五年（）南京僧录司刻本，天启七年（）补刻本）
查诸《金陵梵刹志》中其他各幅寺庙插图中的名款记录及图中其他文字，兹整理如表2所示，有如：
据表2可知，增补刻入的寺庙插图主要由凌大德绘制画稿，再经刘希贤、张承祖、傅汝贤刻制画版，最终印制而成。自是可以判定，职业的画师、刻工是这些寺庙插图的创作集体。这一画师、刻工群体代表了明代中叶金陵版画精细、高超的创作风格和印制水平。万历中期，由于受到徽派版画的影响，金陵版画摆脱传统作法，版面扩大、图绘不苟、雕版精工，出现了一大批插画名家和刻工名手，画家如凌大德等，而《金陵梵刹志》、《十竹斋画谱》、《芥子园画传》等都是金陵版画的代表作。又据考证，刘希贤，明万历时金陵（今江苏南京）版刻名工，生卒年不详，刻画人物生动有力，虎虎有生气。然金陵刻工，自署其名者殆惟刘希贤一人而已。刘希贤自署“秣陵”的款识，代表了当时从事刻书事业的一大批南京本地的工匠艺人。明代中期以来，南京刻工广布江南。常熟的毛氏汲古阁既藏书也刊书，其“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溧水人居多。开工于万历中叶，至启、祯时，留都（南京）沿江卼臲，毛氏广招刻工”。这一职业传统在南京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金陵书局、金陵刻经处的成立。《同治上江两县志》有“陶吴之民善剞劂”之說，就是指“刻书之匠，江宁南乡人居其大半”。那些出生或长期生活在南京的刻工、画师集体创作了《金陵梵刹志》寺庙插图。此举恐非是原书作者授意所绘，而是金陵坊间书肆出版竞争的业态表现，其间也受到了城市佛教寺庙文化和都市游览风尚的间接影响。
表2中所列增补插图，除栖霞寺、清凉寺两幅插图的画师、刻工不可考外，清凉寺、能仁寺图中另有文字题上，作补充说明。藉由此文字叙述的立场，插图与否的依据并不完全依赖葛寅亮所定寺庙各等中的大刹、次大刹，而是对寺庙等级、寺庙风景的综合考量，即便是寺庙规模不大，而风景可观，仍可插图补充，如清凉寺图。对普通百姓而言，寺庙风景的重要性有甚于寺庙等级。因为寺庙作为世俗世界中的空间形式，不只是宗教团体进行活动的场所，或民众祈祷求福的场所，它也是一个市民们休闲的场所。寺庙的建筑及其相关林园的经营，使其容易成为参观游览的“名胜”。所以，这些寺庙插图图像的视角，在空间示意的基础之上，更加接近于画卷的表现手法和内容主题，其立意也是以绘景写生为主，旨在宣扬城内外佛教名胜风景的游览观赏性。那么，“故特图之”、“故亦用图”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佛教寺庙建筑规制的文本考订，而是书坊利用插图增加书籍内容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以迎合市民群体通俗阅读的需求，从而带动和促进书籍的畅销。
四、结语
在明清南京方志众多的插图中，有一幅清代书院志的插图与众不同。雍正《钟山书院志》插图“钟山书院基址总图”（图9）不同于《洪武京城图志》、《金陵梵刹志》、《金陵玄觀志》插图中局部特写式的描述，而是采取了一种“中观”的眼光，从城市空间内部的相对空间关系来审视钟山书院的地址坐落，从而得以为我们了解清代南京城内的城市容貌提供了可贵的视角。
图9：钟山书院基址总图
（资料来源：《钟山书院志》，清雍正刻本）
“钟山书院基址总图”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南至雨花台、西至汉西门、北至钟山、东至通济门的清代南京城市。城市一角的空间范围，大致覆盖了今南京城市主城区城南、城中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图像略显拥挤的城市空间中，大大小小的各种祠庙、衙署、书院、寺观等公共建筑鳞次栉比，而这些机构和建筑都是前代方志附图、插图的常见题材和主要内容。即便寥寥数笔，此图仍给当代读者留下许多有关城市空间、生活、景观、历史的想象力，正如图景远处鸡鸣寺塔依稀可见，古代南京城市的意象犹在心头挥之不去。
方志地图作为地方尺度的历史地图，其阅读与研究的基本心态，除了纵向朝代联系与横向地方比较的思路之外，在地方士人的观感之中，或多或少总有以古及今、古今比较的情结。爰及于此，近世以来南京城市方志地图研究及其城市历史考察，首先是通过方志地图看到历史上的南京城，其次是以绘景证史的方式透过地图看到历史上的南京人，最后再持以南京人的内部眼光审视历史上的南京城市生活。此一理路，直观上是对于城市空间、城市生活历时性的认知，而在图像文本的书写逻辑上，是对古代南京城市生活中地方精英的知识考古和情境理解。
就方志地图的文本特质而言，卷首附图作为正文文字的图像纲领，立足地方的整体高度审视全局，志书每一卷内容都可以视作图像说明的文字注脚。书中插页地图作为文字内容的形象演绎，务求体现文字的空间表现和场景表达，图像是志文细节的局部放大与扩写。不论是大多数插页地图的局限性，还是大部分方志附图流于地方空间的空泛，这些方志地图的知识来源都与志书文字在形式和内容上保持着天然的有机联系。宋元以来，二者关系的不断演进和调适，形成了一系列带有阶段性特征的方志地图。南宋《景定建康志》作为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方志，“龙盘虎踞形势图”、“历代城郭互见图”的主题和内容，奠定了后世南京方志地图的题材和种类，尤其是历代图、诸山图、诸水图的起源，均可以追溯本源至此；元代《至正金陵新志》在南京方志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冶山古迹图”、“台城古迹图”的创作，与“历代图”相得益彰，促进了南京城市古都文化的兴起；明清时代的府志、县志附图，恪守官修志书意识形态的教条——四至、治所、学宫、书院，而《洪武京城图志》、《金陵梵刹志》、《金陵玄观志》的插图，深入城市内部不同空间，以时人亲见目测的眼光，用灵活多变、生动细腻的图文笔触，生动再现了明代南京城市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理解明代南京人城市生活空间的形成，提供了可以形状的历史场景。
在此场景中，透过大历史的时间、空间，考辨方志地图图像中的史实、史事及其人物、城市、地理，即是“图像证史”的释读方法。这一方法将“图像视作符号语言，去分析图像内中所呈现的文化模式”。方志地图视作一种隐喻性的形象语言，可以通过结构、层次、关系等语素来解析有形图像的符号象征和表意系统，进而在历史语境中有所解读与对话。因此，无论方志附图还是插图的表象阅览还是意象凝视，志书文字的体例、内容都是必经通路，以此才能知悉作者当时的想法与心态，也才能够设身处地持以“同情之理解”——置身地图的图像中心，比较图示图例的纤毫，辨析构图巧思的微妙，才能不断换位思考绘图者与读图者的视角、眼界与心得。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胡阿祥、范毅*、陈刚主编《南京古旧地图集·文论》，凤凰出版社，年，第21—30页。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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