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对比来看，2012年，美国证券化产品余额9.9万亿美元，占全部债券余额的25.8%；欧洲证券化产品余额1.6万亿欧元，占同期债券余额的10.5%。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一比例上，连0.5%都未达到。
中秋应回归本意远离铜臭
举例来说：一个小球沿地面滚动并掉进一个小洞中。在我们看来，小球是存在的，它还在洞里面，而对于一个假设的“二维”世界的动物来说，它得出的结论就会是：小球已经不存在了！它消失了。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因为它生活在“二维”世界里，对“三维”世界是无法清楚认识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人类生活在“三维”世界里，对于比我们多几维的宇宙，也是很难理解清楚的。
这个避难所位于68街和列克星顿街路口的亨特学院，周边有多个明显的指示牌，上书英语、中文、西班牙语、韩语等多种文字。工作人员告诉，这里备足食品和水，可以免费供应给有需要的居民。在停留期间，一位老人前来要求避难，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避难所已经满了，请他稍后和其他要求避难的市民一起转移到另外一家避难所。随后去了附近一家较大的生鲜超市，商家显然已提前做好准备，货架上还是有较多的商品，不过饮用水和速食食品货架略有点空，尽管工作人员不断地补货，但还是很快被顾客拿空。
张茉楠 近期，哈佛商业评论上一篇题为《中国的竞争威胁究竟有多大？》的文章值得关注。文章认为，从1945年到1990年，日本由穷变富，跻身世界最富国家行列，对美国的竞争力构成直接威胁。如今中国似乎在复制日本的经济奇迹，但文章的结论却是富裕的中国成不了“大号日本”。 该评论指出，由于许多中国企业面对外国竞争时不愿进行长远的创新投资，而是着眼于在现有制造业领域降低成本。过去20年里，中国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比日本公司平均值低7倍。由于技术投资水平低，很少有中国企业能像当年的日本企业那样在价值链上攀升，从而在高端领域挑战美国公司。 中国是享受全球化红利最大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外转移到新兴市场，中国紧紧抓住这一全球化分工的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也迅速崛起为全球贸易大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前还只是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在贸易规模高速增长的背后面临着极度的贸易利益分配失衡。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国公司。最近十余年，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是靠外资企业拉动。以2008年为例，中国出口商品顺差为2954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商品出口的顺差为1706亿美元，占比达57.7%。 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由此全球生产性资本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进行配置，压低要素价格提高资本利润率。中国目前的资本占劳动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5，是美国的1/10。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国靠的是透支要素红利支撑的高增长，难以形成对他国的持久威胁。 归根结底，国与国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较量最终取决于创新能力的较量。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和创新生产率对GDP的增长贡献率、R D(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等指标是衡量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准。尽管美国债台高筑，财*捉襟见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却并不吝啬。以2007年为例，R D经费3682.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68%，人均R D经费1265.7美元；与之相比，中国R D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1.49%，人均R D经费仅为37美元。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创新依旧是各国最重要的战略选择。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这绝非简单的“实业回归”，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欧洲也在走类似道路，所谓“欧盟2020战略”的出台，其优先目标就是要提高欧洲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能力。 中国能不能形成对其他国家的真正威胁并不取决于规模，而是依靠创新产生的竞争力。如果中国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的创新基础，不能尽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逐步失去低成本的优势，将会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中国“富而不强”已经蕴藏巨大风险，大国求变，如箭在弦，加大科研和新技术领域投资，加快实施 “创新立国”和“科技强国”战略，进而实现中国整体转型已经没有延误的理由。